負擔重
家住本市守德郡的阮黃娥過去期間的月薪近2000萬元，所以生活過得還算輕鬆。但如今，這收入額已不再算是充裕。她說在兩年前，只要花30萬元就足夠為母女倆準備兩頓營養豐富的飯菜，可現在，伙食費要翻倍。阮黃娥告知：“我只買了一塊五花肉，還有一些蔬菜、食用油、衛生紙等，賬單已是50萬至60萬元。我孩子就讀全日制學校，每月學費已增加至近500萬元。或有時到了孩子放學時間，恰巧我工作忙來不及到學校接她，便會拜托在家附近的摩的司機代勞，如今的車資也已經翻了近一倍。因此，以我每月只有近2000萬元的收入，家庭的所有開支都要精打細算和盡量削減不必要的消費。”另外，阮黃娥認為，現行規定收入超過1700萬元必須繳納個人所得稅。雖然，她的家境扣除額為1100萬元以及撫養女兒的扣除額是440萬元，但在薪資收入不夠開支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成為她的負擔。
同樣，家住本市守德郡的阮青松告知，他的孩子已經超過18歲，但還在上大學、未能工作，生活、學費完全是靠父母，然而，根據《個人所得稅法》規定，他不再是可扣除稅額的撫養對象。值得一提的是，每位受撫養人的家境扣除額是440萬元，只夠孩子上公立學校的全日制寄宿學費或大學生的學費，若就讀私立學校就不夠了，這還未計算居住在城市的昂高生活和住宿費用。
在富潤郡工作的阮懷英告知，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就以一位單身勞動者計算，與別人合租的房租是每人每月200萬元，三餐費用每月約為450萬元，水電、電話、互聯網、汽油等開銷每月也超過200萬元。若參加婚宴邀請，祝賀禮金大約為100萬至200萬元。大概計算各項開支後，阮懷英表示，目前的家境扣除額規定未與實際生活相符。工資已不夠支付日常開銷，還得負擔稅收，使勞動者的生活更加困難。
需要提升家境扣除額
根據財政部的報告，今年前9個月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已超過全年計劃指標（約128萬4300億元，相當於全年計劃的109%，佔國家財政預算總收入的9%。）。輿論意見指出，在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期間和之後，國家向企業提供許多稅收輔助政策（減免、延期繳稅等），然而，同樣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工薪階層卻沒有任何減免或降低個人所得稅繳納率的輔助，甚至個人所得稅的徵收額還超過既定 目標！
勞動者和專家們都一致認為，現行規定的家境扣除額太低，已經過兩年都沒調整，儘管物價指數持續上升。《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當消費物價指數比法律生效時、或與最近一次調整家境扣除額相比，產生了20%的波動，政府向國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調整下一個納稅期的家境扣除額以符合物價波動”是不合理的。因為當物價指數上升1%至19%時，工薪階層已要自行承擔物價變動的負擔，並沒獲得調整與波動相應的家境扣除額。法律規定應該先於、或起碼得跟上市場走勢和物價，以合理輔助勞動者－－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力對象。勞動者期望國家儘快調整《個人所得稅法》中的規定，調升家境扣除額，同時減少稅率（當前是7級）◆
本市經濟-法律大學副教授、博士楊英山：
不應該劃一計算
《個人所得稅法》中的一項未合理規定是對所有主體採用每月1100萬元的家境扣除額。即是每月收入為2億元者與每月收入為2000萬元者的家境扣除額相同，每月均獲扣除1100萬元。這就是為何歌手和藝人們要成立公司，以將服飾、化妝、伙食等費用列入可以扣稅的費用，然後只繳納20%的企業所得稅。至於高水平勞動者在每月扣除1100萬元後，必須按累進稅率繳納高達35%的個人所得稅。因此，必須調整個人所得稅政策與企業所得稅相稱，並為高收入勞動者創造公平合理的課稅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