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忽或鬆懈？
以前，學校和家庭獲視為是兒童最安全的地方。令人心痛的是，過去期間，不少兒童性侵害案件的罪魁禍首正是其親人或老師。日前，在市勞動榮軍與社會廳所屬的社會輔助中心發生的最新事件已引起輿論的震驚和憤怒，因為在一個對不幸的孩子和孤兒來說是安全的地方裏，孩子仍受到長期性侵害。這完全違反了國家對兒童的法律政策。當前，兒童受到法律、多個組織和機構的保護。
根據國會於2016年4月5日通過的《兒童法》、《兒童法》實施指引的第56號《議定》，目前有多達17個從地方至中央的機構、組織和團體獲分配照顧、保護兒童任務，並在兒童受到虐待或性侵害時干預，包括檢察院、人民法院、公安、醫療、兒童輔助基金、衛生部、司法部、坊鄉級人委會、祖國陣線、國家關於兒童保護委員會等。然而，幾 乎所有兒童性虐害事件都是由媒體揭發的。這引起了對兒童保護機構運作效果的質疑。
至於上述長時間在社會輔助中心發生的事件，難道中心的領導不知道嗎？如果確實由於主觀原因導致遲緩發現對兒童的性虐害行為，那麼該機關的負責人應重新審議其職責。目前，社會輔助中心以至公立和非公立社會輔助機構的活動調整與管理是根據政府有關社會輔助機構成立、組織、運作、解散與管理規定的第103號《議定》來實行。社會輔助機構的領導人必須對招聘人員，確保被錄用的人具有良好的道德素養、不沾染社會弊端、不屬於被追究刑事責任或已被定罪但尚未消除案底的對象等承擔責任。
除了社會輔助機構領導的直接責任外，勞動榮軍與社會部門也要負部分責任。因為，根據政府第103號《議定》，成立社會輔助機構是屬於勞動與榮軍社會部門的廳級、科級的權限。這些機構必須每6個月向已成立其機構《決定》的機關匯報單位的運作情況。
不久前，市勞動與榮軍社會廳代表對事件作出回應時認為，可能由於缺乏人手，所以中心才與外部人員簽約，加上沒有仔細檢查記錄和簡歷，以致誤用不道德的人，就如過去發生的不幸情況。如果這是事實，就非常令人擔憂，因為不能以難招聘為由而忽略依法規定對一名社會輔助工作者的基本標準。尤其這是公立機構，隸屬於市勞動與榮軍社會廳，因此招聘條件和標準比非公立機構要嚴格，但如此疏忽的招聘，試問對於本市逾18個社會輔助機構，市勞動與榮軍社會廳能管理得了嗎？會否存在類似的情況而尚未發現？
專責機構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除了隸屬於勞動與榮軍社會部門的兒童保護機構外，從中央至坊、鄉還有許多機構也負責保護兒童的任務。具體是，包括國會、政府（衛生、教育與培訓、司法、文體與旅遊等部委）、公安部，各級人民檢察院、各級人民法院、共青團、婦女會、祖國陣線、各級人委會、各級人民議會等也獲規定保護兒童的責任。
實施法律的實況證明，儘管有許多信息接收平台，但只有少數幾家機構在兒童受到侵害時有權處理，就是隸屬於勞動與榮軍社會部門的兒童保護機構和公安部門。一旦案件達到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程度時，再有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介入。其餘機構在接收到有關侵害兒童的信息時也不能處理，必須把信息轉移給具實際處理權力的機構。接收信息，然後再反覆轉移顯然是沒有效果的。
因此，權力機關應早日研究並堅決減少帶有“運動”性的統籌、平台，而建立一個真正專業和有效地發現、遏制和保護有可能遭受暴力和侵害的兒童的集中機構。對於刑事處理的案件，即使有許多減刑的情節，但也必須嚴懲，不對虐待、侵害兒童的對象採取緩刑◆
8年1473名兒童遭受暴力、侵害
從2011至2019年6月，本市有1473 名兒童遭受暴力、虐待或性侵害。然而，由於許多家庭選擇保持沉默，以及孩子對侵害的認知有限，所以這個數字並未能完全反映實況。
在上述侵害兒童的事件總數中，有6名兒童死亡；6名受傷；14名患有精神障礙；86名兒童懷孕，9名不得不輟學，661名在身體和精神方面受到其他影響。從2011年至2019年6月期間，獲得法律輔助和其他形式援助的受虐待兒童人數接近100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