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潘輝黎教授同時也提到阮朝犯下的兩大過失，就是讓法國軍隊佔據我國，以及過於固執守舊，拒絕接納先進知識分子提出的革新國家建議。他表示：“對歷史的觀察要客觀，歷史只有客觀才能長久留存。當我們必須對某個在特殊時事局勢中所發生的事件加以尊崇或貶低，那麼其僅存在於該特定的環境中。雖說歷史學要完成公民責任，但歷史學的最高使命是設法以客觀、忠實的歷史憑據書寫國家民族的每一頁歷史。”
潘輝黎教授提出用以填滿歷史空隙的方法是設立對國家歷史的新觀點與認知。他稱：“雖然這觀點不被列入聯合國的文件內，但幾乎都獲得全世界所有國家與民族承認，任何國家、民族的歷史都出發自當前的領土來撰寫。在該領土、地理空間上所發生所有事件，都屬於管理國家的開拓、保管和研究權，儘管各民族之前曾設有個別的國家。曾經存在於該領土空間的各階層居民、群體、族人或王國都是當下正管理該領土的國家的歷史和文化。”
潘輝黎教授舉例，中國之前的國家歷史主要都涉及漢人的事跡，但踏入21世紀，這種觀點已改變，如今該國的歷史提及了許多族人，例如漢人、滿清人、蒙古族人，甚至是非漢人王朝的元朝、清朝等的史跡。
若設立這種新的歷史觀點，我國將找到關於黃沙-長沙群島以及南部主權問題的連貫性解決方法。潘輝黎教授提出對於國家歷史認知的新觀點：“當前，我國領土已獲多個國際組織公認，即這是一個合法領土，所以凡在這領土，包括陸地、海島和海域上發生的事情，都是越南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越南歷史不單是部分越族人的歷史，而是越南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全部族人的歷史，其中包括此前曾經有自己國家的民族，如占婆族、高棉族人等。所有曾經在越南領土上存在的文化，都是越南文化遺產，都是形成越南文化的一部分。”
根據這個原則，對於抗法戰爭事件，必須研究和呈現法國軍隊佔據的區域，其中包括法屬時期的河內，保大帝時代的越南國家。同樣，對於抗美戰爭（1954年至1975年）時期，也要深入研究呈現南部、尤其是西貢一帶被佔據的區域，以及越南共和國的歷史。潘輝黎教授更具體地提出：“之前，我們清楚劃分敵我界線，只呈現我方的歷史事跡，導致疏漏了確定國家領土主權的重要法理依據。這項新歷史觀點既然是客觀、忠實的歷史現實，也是確定我國陸地、海島、海域主權的重要法理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