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雖然是在解放後出生的第三代華人，但由於自少就在第十一郡“穗義祠”旁的一個華人勞動區生活，所以對華人“很民間”的一些文化略懂一二。筆者生活的社區主要以廣府人為主，區中有幾戶潮州和福建人，但粵語是街坊們的主要溝通語言。
昔日的地域沒有現在分的那麼清楚，我所住的社區也屬於羅笑街。但由於我們那個區有幾戶人家生產椰油和糖果，所以當跟別人說起住在羅笑街時，我們會加上“做椰油”或“做糖果”那一區，這樣對方馬上知道我們具體是住在哪裡。我生活的社區大部分是勞動階層人士，都是靠勞力賺錢，只有一兩戶是從事生產業。還記得那時候家家戶戶的房子都以木板和鋅板建造，每次發生火災都是大量的房子遭殃的。
因此，那個年代大家的“逃亡”意識非常強，重要的證件和物品都是放在最顯眼的地方，以便一旦發生意外便可以立刻帶走。在1968年戊申年春節總進攻中，我們社區的許多房子都被炮火付之一炬，所以街坊們對火警的防範意識特別高。最近在翻閱祖父留下的一些老證件時，筆者看到了一張1968戊申年春節火警發生後的房子損失申報表，我們家全被 燒毀，家人和街坊們需暫時住到花縣學校去。
當年的華人社區其實“很廣州”的，街坊們很多人都有暱稱，而暱稱都很“象形”。我記得街坊們對女長者的稱呼很多都在其一名子女的名字後加上“媽”字。像我姑姐叫阿歡，所以街坊們都叫我祖母為“歡媽”，我家對面的狗叔的媽媽是“狗媽”，還有“大女媽”、“釘媽”、“奀媽”、“玉梅媽”等。
現在想回來，以前的廣府人“花名”（化名、綽號）很普遍，我的街坊以形象取名的有狗媽的兒子“大奀”（瘦），他那同樣瘦骨如柴的弟弟叫“細奀”；還有“肥佬海”、 “肥婆蘭” 、“豬乸浩”、 “大碌木”、“高佬針”、 “大頭明”、“冇牙佬”（掉牙）、“崩口婆”（兔唇）、“臭口輝”等；以性格給人家起花名的有 “姣婆蘭”、“八婆珍”、“倀雞英”、“知溜光”（自認為了不起的）、“口水佬”（講話太多的人）等；還有用當事人從事的行業來稱呼的有“咖喱婆”、“雪糕佬”、“耶債婆”（收買破舊）、“粉麵佬”、“椰油伯”、“濱波叔”（做大發糕）、“龜公林”等。值得一提的是，以行業來稱呼的許多場合都加入越南元素，因為有些行業大家都習慣用越文來說。
筆者對上的一兩代人由於越文程度不好，甚至有人不會越文，所以他們的子女的越文名字也變得超級“可愛”，滿滿的華人特色。當年在產房生了小孩後馬上要做報生紙，而不會越文的父母就隨便用粵語發音給孩子起了個越文名字，男的叫“蘇蝦”、“蘇仔”等；女的叫“蘇女”或“二女”、“四妹”等。
因此，當年不少華人的在證件裏的越文名跟華文名完全不一樣，像筆者的父親越文名是“楊蘇仔”，而華文名叫“楊偉海”。有些父母因為孩子出生後常生病，認為他們很難養育，要當成動物來養，所以把孩子的乳名改成“豬仔”、“狗仔”、“阿豹”等。當年，不少人到學校上學後還被同學起花名，20多年前筆者就讀的華文班就有同學被冠以“鞋抽”、“孤兄”、“老夫子”、“大番薯”、“雞公培”、“大粒麥”（痣）等花名。
現在回想起昔日的種種花名更多是存在“貶罰”或“諷刺”之意，雖然有些花名很難聽，當事人也不願意，但久而久之卻成了習慣，而且也變得平常，那個花名跟隨當事人一輩子。現在時代進步了，大家每天都要為生活而奔波，鄰居之間的交往也沒有以前的頻繁， 對方的陋習也不為人知，因而“綽號”也離我們越來越遠，尤其是華人社區傳統的花名也不復存在。無論是好意抑或惡意，花名在華人社區中的的確確曾 經存在著，也陪伴了好幾代堤岸人成長，更有意義的是它記錄了華人群體 同甘共苦、你來我往、守望相助的滄桑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