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還在讀初中時，我同班內幾位熱愛作文的同學經常給報社的“幼苗版”投稿，而每個月最期待的是月初，我們三五同學相約到報社去領稿費。每次到報社都是林菊大娘提著放滿稿費和單據的小袋子出來讓我們簽收。林菊對前來領稿費的文友不管是長者抑或小朋友總是綿言細語、和藹可親……那時候我還以為她只是報社的一位普通幹部或職工而已，直到成為報社的一員後，才對她的背景與職稱恍然大悟。
林菊實名為林綿卿，於1935年在蓄臻出生，這是一個富有革命傳統的地方，而當地的中華(新中、育英)學校更是一個華人愛國戰士的培育搖籃，該校由一些擁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和本地老師負責授課，所以學生們很早便對革命有了覺悟，部分學生畢業後投身到了抗戰事業中，成了華運組織的主力量，其中有林菊。林菊還沒到20歲時便參加抗美救國運動。
在中華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文學根基十分紮實，所以他們在活動當中很多都負責宣傳領域。林菊後來獲組織分工到堤岸活動，之後成為T4華運宣訓處的領導之一。
眾所周知，T4華運宣訓處主要負責向華人同胞宣傳愛國革命思想，動員華人同胞積極參與抗美救國運動等，該機關也負責編輯秘密出版的《工人報》、《解放報》、傳單等。為了有鉛字排版，林菊與戰友們通過當時在華文報社裡負責“執字”的朋友而取得。T4華運宣訓處的“編輯部和印刷室”曾更換了好幾個地點，而如今成為國家級歷史遺跡的第六郡第一坊嘉富街341之10號的秘密地下印刷室便是他們當年艱苦出版革命報刊的最好詮釋。為了掩人耳目，林菊與其他戰士們在該房子內偽裝成一家人，他們白天以替人裁縫為掩飾，夜間則躲到地下室裡印報紙和傳單。本著堅韌不拔的革命意志，她與戰友們冒著生命危險越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而完成了組織交付的任務。除了參加宣傳工作外，林菊還通過自己與堤岸華人企業家的關係，動員他們支持華運活動經費以及為革命根據地募捐軍糧，同時為患病戰士安排到醫院留醫等。平易近人、處事嚴謹的林菊，無論在內在外都得到大家的敬愛，因而在漫長的活動過程中不但沒有被敵人發現，而且還出色地完成任務。南方解放後，她獲得黨和國家授予一級抗美勳章和其他高貴勳章，並安排她在華文《解放日報》(《西貢解放日報》的前身)任職。
在報社的大家庭裡，跟她年紀差不多的同事都親切叫她為“林姐”，而後背則稱她為“林姨”。林姨在報社負責行政-財務這一塊，貴為領導，但卻與報社全體同仁打成一片，視員工們為自己家人一樣，沒有半點架子。據林姨的一些老同事告知，解放初期，物資短缺，為了給報社同仁解決糧食問題，她經常通過自己的關係購進一些大米、豬肉等分發給大家，讓大家度過了戰後所面臨的困境。話又說回來，作為一位領導，林姨從不分彼此，只要能兼顧的，大小事務她都包攬，所以給文友發稿費這麼繁瑣的工作她也在所不辭。
筆者於1996年到報社工作後，才知道林姨是當時報社編委會的四位領導之一，對於我們這些子侄輩的新人，她一直關懷備至，讓我們在單位裡也有家的感覺，林姨就是這個大家庭的母親、大姐，處處為子侄們謀福利，鼓勵大家全心全意投入新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好黨和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溝通橋樑。林姨到了退休年齡時，基於組織和工作的需求，她退而不休的繼續在報社上班，積極提攜後輩，把自己的人生經驗與我們分享。當年筆者雖然不是林姨直接管理的人員，但有機會跟她聊天時，她總會告訴我昔日她參加革命的經歷，尤其是《工人報》、《解放報》的出版過程，其中包括兩名辦報人陳開源和李景漢為國家的統一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獲得了國家授予烈士稱號。從林姨的介紹中，使我對能成為這個固有愛國傳統的大集體一員而引以為豪，也深深地意識到作為新時代的公民應該要肩負起建設國家的任務。在報社工作的20年，林姨的精神給我影響至深，也因為她對我關愛有加，在她完全退休後我依然與她保持來往，她每次回來報社看望大家時，總愛捎上一點吃的；偶爾我也會去看望她，每次我辦活動時她都會出席，有次她因為要在家裡給學生上課而不能出席，但也不忘託人送來賀禮，裡面還夾著一張字條寫道：“敬祝迪生侄兒：前途燦爛如錦。林菊賀，2017年1月”，這字條我一直珍藏著，她是一位老領導對後輩的關愛與寄往的鐵證，我十分珍惜。
晚年的林姨不幸臥病在床，長期住院，尤其是近年來她已完全失去了意識，去看望她時也認不出我了，這令我萬分心疼。昨日聽到林姨在病床上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時，內心未免有點惆悵，但這對老人家來說也是一種解脫，畢竟病魔也折磨了她好幾年，令她苦不堪言。
林菊大娘從轟轟烈烈的抗戰歲月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日子，她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跟著黨走，如今以87年的高齡、65年的黨齡拉下生命的帷幕，她的一生並沒有白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