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民眾不滿
本市正動員民眾不亂丟垃圾，並對違規行為予以處罰。然而，按哪項規定作出處理並不簡單。對在公共場所亂丟垃圾的行為採取的處罰按2016年第46號《議定》是30萬至40萬元；按2016年第155號《議定》是500萬至700萬元；按2013年第167號《議定》是100萬至200萬元。對隨處小解行為採取的制裁措施也不一，有《議定》規定罰款為10萬至30萬元，也有《議定》規定為100萬至300萬元。對於擾亂機場秩序的行為，有《議定》規定罰款為10萬至30萬元，也有《議定》規定為300萬至500萬元。市司法廳長潘氏平順認為，罰款規定的不一導致法律衝突，引起兩個對象儘管有相同行為，但罰款卻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引起違規者和輿論不滿。此不足之處也導致執法過程受阻，容易產生腐敗現象。
在結合採取其他制裁措施方面，行政違規處罰工作也呈現許多不足之處。《刑法》規定，逃稅1億元以上者才被判為犯罪；這意味著，逃稅1億元以下者只是違反行政規定。市法律大學科學與培訓委員會副主席阮景合博士、副教授提出對比：“逃稅的1億元比偷竊行為的200萬元高50倍。而偷竊財產價值為200萬元以上，就被追究刑事責任，可逃稅1億元以下的行為只被予以行政違規處罰是不妥當的。”為避免借行政違規行為名義來免受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應該罪犯化危險性高的行政違規行為。同時，應該行政化對社會危險性不高的犯罪行為。
責成法院處理
過去期間，若干行政處理措施已轉交給法院決定，例如：送進強制教育學校、單位，或將無家可歸的癮君子送進強制戒毒中心等措施。市法律大學行政法律系所屬阮得孝碩士認為，各行政機關承擔的行政違規處理壓力很大。具備對行政違規行為處理權力的主體很多，但由於未經按部就班的法律培訓，所以沒能作出判決，尤其是對於未成年者-在社會中很容易受傷害的對象。應該按部分行政違規事件和處理決定權，尤其是對於與未成年者有關的事件轉交給法院的方向來考慮修訂有關行政違規行為處理流程和權力的規定。
為確保客觀，阮景合副教授、博士提議，在對罰款高的行政違規行為處理過程中，需考慮採取司法手續。與罪犯相比，很多行政違規行為受到的罰款很高，被沒收的贓物價值很大；而對行政違規行為採取制裁措施一事直接影響人權、公民權和個人、組織的財產權，但卻按行政程序、手續，而沒有按司法手續處理。與開庭審判的司法手續不同，對行政違規行為處罰工作只由個人（行政違規處罰決定頒佈者）擔任，且沒有審核決定的正確、錯誤性的手續（對法院作出的判決、決定的複審、判例等）。因此，如果發生錯誤，也無法發現。
阮景合博士、副教授認為：“正存在的不合理情況是罰款高達上百億元，甚至20億元的行政違規處罰決定卻只由行政機關按行政手續頒佈，且沒有公開，沒有訴訟等；而罰款只幾百萬元的刑事處罰工作（以罰款為主要刑罰）卻由專業審判官按緊密的刑事手續進行，核實和採證，有辯護者和檢察院代表參與。”同時提議將罰款高的行政違規事件交給法院以精簡的手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