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塔尔总监指出，网络犯罪的活动范围如今已远超以经济利益为动机的个体行为。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发展为此类犯罪提供了土壤。
他指出，目前出现的一些新型威胁包括：针对即时支付系统的金融诈骗；以“数字逮捕”（伪装执法人员进行恐吓勒索）为代表的社会工程欺诈；跨国形式的勒索软件即服务攻击；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入侵；供应链渗透，以及利用人工智能（AI）制造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deepfake）内容，干扰选举并误导公众舆论。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米塔尔总监认为网络犯罪带来的后果不仅包括直接的经济损失、生产经营中断、企业声誉受损和法律及安全成本上升，还削弱了公众对数字空间的信任，尤其是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同时，当能源、医疗、电信等关键基础设施遭受攻击时，也会引发社会恐慌和心理不安。
谈及印度在网络安全保障方面的经验，米塔尔总监强调，印度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和国家—私营部门协作机制。代表性举措包括：《2000年信息技术法》、印度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CERT-In）、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心（NCIIPC）、印度网络犯罪协调中心（I4C），以及2023年《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DPDP）等。
他同时指出，公私合作机制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与Nasscom 及印度数据安全委员会（DSCI）携手，打造安全的数字生态系统并促进创新。
就《河内公约》本身，米塔尔总监评价称，这是联合国近二十年来在网络犯罪领域推出的首个全球性条约，旨在推动各国法律协调，加强跨境调查合作、电子证据共享及法律和技术援助。他认为，该公约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各国提供了加强国际协作、能力建设和完善法律体系的重大机遇。
米塔尔总监特别指出，越南之所以被选为《河内公约》开放签署仪式的东道国，源于越南在公约起草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其以《2018年网络安全法》为代表的坚实法律框架、有效的执法能力和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队伍。
他援引数据显示，越南在2024年全球网络安全指数（GCI）中位列世界前20名，数字空间参与率超过80%。正是这些因素，使越南成为联合国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事件的亮点和理想举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