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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為什麼打擊藝術

1937年,掌握了權力的第三帝國領袖們在慕尼克舉辦了兩場藝術展。一場是“大日爾曼藝術展”,展示的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認為能被接受的、反映理想雅利安社會的藝術:具象的,擺出英雄造型的金髮人物和德國鄉村的田園風光。
1938年2月,納粹在柏林策劃的“墮落的藝術”展。(圖源:互聯網)
1938年2月,納粹在柏林策劃的“墮落的藝術”展。(圖源:互聯網)
另一場展覽展示的是被希特勒及其追隨者稱為“墮落的藝術”的作品:現代或抽象的作品,以及遭納粹唾棄者的作品猶太人、共產黨人或那些被懷疑是猶太人或共產黨的人。那些“墮落的藝術作品”被胡亂擺放,並配上貶損性的標籤、塗鴉和展覽圖錄條目,上面寫著“揮舞畫筆或鉛筆的人的病態大腦”。希特勒以及與他親近的人嚴格控制藝術家在納粹德國如何生活和工作,因為他們明白,藝術可以在其獨裁的興衰以及在他們實現對德國前途的願景中發揮關鍵作用。
但是,正如希特勒瞭解的那樣,藝術家在挑戰獨裁主義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藝術為顛覆以及聯盟建設者之間的政治理解和團結創造途徑。藝術教導我們,其他生命也有價值。就像可以在宮廷裏公開嘲弄國王的著名弄臣一樣,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藝術家可以通過自己的作品來挑戰權力結構,而其他途徑將是危險或不可能的。
歷史上的獨裁領袖憑直覺知道這個事實,並據此採取行動。20世紀30年代的史達林政府要求藝術符合嚴格的風格和內容標準,以確保其專門為國家統治服務。作曲家和鋼琴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史達林政府有計劃地處決了蘇聯所有的烏克蘭民間詩人。
1973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上台時,很多壁畫家遭到逮捕和施刑,並被流放。政變之後不久,歌手和戲劇藝術家維克多‧哈拉(Víctor Jara)遇害,他佈滿子彈的屍體被公開示眾,作為對其他人的警告。
克勞迪婭‧凱樂曼(Claudia Calirman)在自己的書《獨裁統治下的巴西藝術》(Brazilian Art Under Dictatorship)中寫道,博物館館長尼奧馬爾‧莫尼斯‧索德雷‧比當古(Niomar Moniz Sodré Bittencourt) 不得不把藝術作品藏起來,還建議藝術家們離開巴西,因為之前當局進入博物館,阻止展覽進行,要求撤下一件作品,因為它包含一些危險的圖像,比如一名軍人從摩托車上掉下的照片,它被認為令警方難堪。這樣的極端干涉似乎在美國早已不復存在,直到我們考慮到某些事件,比如在《漢密爾頓》(Hamilton)演員發佈針對邁克‧彭斯(Mike Pence)的相當溫和的評論後,總統公開表示譴責。
我們需要藝術,因為有了它,我們才是完整的人。我們需要藝術也是因為它是反對獨裁的保護手段。通過挽救藝術,我們避免讓自己陷入一個隻允許為服務權力而創作的社會。當煤礦中的金絲雀沉默時,我們應該感到十分恐懼不僅因為它的歌聲如此美妙,而且因為它是我們還有機會重見光明的唯一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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