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5年至今，国家的发展动力曾多次出现。比如在1986年，国家承认市场经济，并接受多成分经济。1995年后，开放融入世界与推进都市化被视为最主要的发展动力。然而，自2005年起，这些激励因素已达到极限，不再具有太大价值。
对本市而言，发展动力已经减弱，比较优势下降，导致增长速度放缓。此举不仅体现劳动效率下降和企业数量减少，也反映社经氛围。在当前背景下，明确发展动力以在认识上迈向新水平，还在行动上采取具体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3月17日，党中央总书记苏林发表了主题为《发展私营经济——推动越南繁荣的杆杠》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我们须在整个政治体系中重新贯彻关于私营经济作为国家头等重要增长动力作用的观点和认识。”
此前，苏林总书记在中央政策与战略部工作会议上也提到这项内容并强调，尽管存在诸多限制，但私营经济仍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因此，从“重要的动力”到“最重要的动力”，体现了思维的突破性转变。实际上，历届任期都大力提倡私营经济，但“发挥关键作用的最重要经济成分”是国有经济，有强大的经济集团。
因此，本文并未深入分析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而是着重探讨私营经济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这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将会抑制私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公平的环境。那么，为了使私营经济真正成为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国家要采取哪些举措?
第一，国家发挥引导者与建设者的作用。因为一旦将私营经济视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力，就意味着必须提高市场经济的开放度。在广阔而复杂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如果缺乏引导，企业很容易迷失方向、陷入动荡。
我党与政府的5年、10年发展计划，以及政府与各国签署的合作项目，正是为企业在发展方向、产品种类、规模、合作伙伴的选择等方面提供指导。
本着“小政府大人民”、“政府创建，人民行动”的精神，国家通过法律和法律以下文件，扮演着构建框架和勾勒基本轮廓的角色，而私营企业则是在法律框架内自由运作的主体。
第二，国家发挥调节和监督的作用。有些人认为，我们把私营经济视为杆杠时，私营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活动空间会增加，那么国家是否需要发挥调节作用?这是不是意味着重新制定“集中计划”?
无论像美国、欧洲这样开放度极高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依然需要国家通过法律和功能性工具来进行调节。如果国家没有做好监管和调节，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患。
最典型的例子是房地产领域，如果国家放松监管，将导致垄断、投机牟利和房地产市场波动异常。FLC、新煌明、万盛发等集团的教训仍历历在目，这些问题正是由于国家监管放松所致。正是这个理由，中国是政府深入且有力地参加调控经济的国家之一。
第三，国家扮演辅助和保护的角色。因为在私营经济中，国家不仅是建设者、调节者，还是辅助者、伴随者和保护者。国家对私营经济的辅助，首先体现在通过适当的主张和政策，激发私营经济想要“壮大”并“全力以赴”。
具体是，就是加快、简化法律及行政手续，如企业注册与破产、投资许可证、建筑许可证、进出口手续等。随后是辅助资金、开发资源、寻找国际市场。
农产品能够进入欧洲、日本等苛刻市场，正是得益于职能部门的辅助。国家银行为私营企业通过信用状进口商品提供担保，是国家保护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
然而，在经营过程中会出现无法预见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充当保护者，视不同情况而定，国家会干预以减少企业的风险。
例如，政府总理范明政曾指导工商部、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银行与意大利大使馆及时辅助企业出口腰果，力争降低在涉及36个价值数亿美元的腰果集装箱因原始单据出现问题而可能全部丧失的损失。
总的来说，将私营经济确立为国家最重要的动力和国家最重要的要素是顺应世界大趋势。苏林总书记提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使私营经济成为主力，引领科技应用与创新发展，力争到2030 年贡献约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私营企业与日俱增，掌握技术并深入融入国际价值链和供应链；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充满活力、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繁荣发展的越南。
苏林总书记明确表示：“一个强盛的经济不能只依赖于国有领域或外国投资，而必须依靠强大的私营领域内力，发挥在国家改革和发展中的先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