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西贡并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幸亏最后找到一位在中国“唐山”与阿婶有点相熟但没有亲戚关係的阿姨，好像在她家住了一两天什么的？（我只模糊记得一点点）。他们家在第一郡提探街，许多年后的50年代末我们彼此曾是邻居，她的丈夫做烤炉窗饼活儿。
我们住在第四郡法国蓝纸烟公司后面一个从近乎乱葬冈的贫民窟。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身无分文，我们生活极为困难。在几个住在邻近的同乡人帮助下，阿叔有了一担蚶壳草水檐子。每天大清早，他就挑了檐子过旧伍伦桥那边的第一郡六省火船头！（西贡白藤码头）。
码头每天都非常热闹，这里有往来下六省（南部西区）的货船及游客，礼拜天更有法国水手军乐表演节目。而南方天气炎热人们需要喝水解渴，所以阿叔的生意倒是不错，只不过在家乡从来没有干过粗重工作，每天挑着重达10几公斤的檐子，他的两个肩头都红肿疼痛。为了生活，他没有皱过眉头，阿婶看到心疼万分但也没奈！
一段时间后，我们迁到第一郡的记功街许丽旋的家，丽旋她老爸许叔叔在旧伍伦桥下面有一个很大的舖面专门经营瓷缸、花盆、碗碟、花瓶等等。
没多久，我们迁到同一条街的大同巷，俗称熟鱼巷。这条是西贡出名的巷子，因为好几家住在这里的人家专门批发来自藩切的熟鱼。而熟鱼一般都是晚间由大大卡车运来，工人两人一箩扛进巷子。竹萝里一筛筛还余温尚在又香又腥的熟鱼，邻近菜市场的鱼贩从这里批发回去，巷子整天整夜都是脏兮兮的。
我们生活有了很大改变，阿叔生意发展很快， 除了逸仙学校楼下琳瑯书局左旁的“西湖冰室”，我们还有在西贡巴士车站几档卖饮料的手推车，每天有很好收入。可惜好景不常，被一个不良朋友唆使，阿叔把资金投入土产出口行业，运转辣椒蔬果到柬埔寨金边市销售，结果生意失败，一下子生意跟着全盘崩溃，更欠下一笔烂债。
接下来的一段不短的日子我们都在贫困中度过，整整3、4个年头，我们不住东搬西迁，更一度举家南下南部西区金瓯省。但初到金瓯，一切并不顺利，而阿叔要去为人家敲石块赚取一点工钱以换米粮，幸而我们所住的茅草房子里，是一位善长人翁体恤我们的遭遇，暂住不必付房租。我则揹着一个冰棒桶到市区或到码头搭船（载客兼运货）到南根叫卖。下午再搭顺风船回金瓯市，船上乘客需要付钱，船主不会收我船费。
记得有一次阿叔放工回来，手中拎着一束还很烫手的椰叶粽，我们几兄弟争着吃，阿婶没吃，她到房子里枕头下找出一樽博士信青油。默默地为阿叔楂着给石子反弹伤痕斑斑的双手及双脚，我发现阿婶双眼有泪水滴下面颊上。
阿婶与我先后病倒，要住医院医治。幸亏得到金瓯市的善心人士闻讯纷纷前来慰问及资助，除 了金钱还有米粮酱油鱼露鱼乾等，我们一家才不致 捱饿！
1958年我们又回到西贡，住在第八郡森举一个华人劳动区，阿叔经常徒步到西贡找朋友们的帮忙。鞋子破了，阿叔赤脚徒步10多公里来回。有时他带回来一条面包，我们几兄弟争着吃，也许这时候阿叔肚子空着呢!
阿叔从来不随便受恩于人。阿婶说：“在唐山大饥荒时候，虽然已两天没吃什么，隔邻人家拿来几个已煮熟的地瓜（番薯），阿叔婉谢不拿。在西贡嘉隆街（今为李自仲街）吴厝巷时代，生活非常困难，与巷子里的巷人坐在巷口老马的粿条店聊天，虽然整天没有抽到一根烟但还是婉谢别人的 相请。”
在爸妈勤劳奋斗下，1967年以后，我们家庭生活已有极大改善，我们几兄妹们都在读书了。5年后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结束了多少年来近乎“寄人篱下”的住客生涯。
家庭生活安稳，子女都已长大成人，阿叔把生意交给子女继续维持下去，他开始把时间放在社会工作。家父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取之社会，回馈社会。”所以20多年间，阿叔参加了胡志明市林氏宗祠、华文教育辅助会、统一潮剧团等等。尤其在堤岸潮州会馆，家父兼任会馆财务多年，他热心公益，处事“刚直不阿”，深得华人社会各界敬重！
家父生于1916年7月16日（丙辰年6月17日）；2005年1月6日（甲申年11月26日）逝世，享寿89岁。身为子女，我们承先父教诲。不过深感惭愧的是，多年来我除了参加林氏宗祠外，只能在华人文化文学上尽一点绵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