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相親相愛同志情”
1965年5月，胡伯伯寫第一份《遺囑》。至1966年5月，他在《遺囑》中加入一句話：“要有相親相 愛同志情”。只是一句話，卻寄託了多少希望，而這句話如今在我黨正在建設和整頓的背景下更變得特別有意義。
在一生中，胡志明主席一直都關心團結問題，關注建設和培養幹部、黨員的道德標準。革命青年在廣州的第一課是“革命者的特徵”，胡志明主席列出一位革命者的23個特徵，其中不可缺少的是相親相愛的同志情。
在自己的許多作品中，胡伯伯經常叮囑黨內要團結一致。1947年，正當抗法戰爭進入激烈的階段時，胡志明主席創作了《糾正工作作風》名著。胡伯伯大幅談及“批評與糾正”。胡志明主席重申對事不對人，批評是有助他人進步的核心，而並非為了互罵和誹謗：“批評自己以及批評他人要嚴肅、徹底、誠實、不賣情面、不加多或減少。必須明確指出優缺點。同時，不要使用諷刺、尖酸、挑撥語氣。批評行為，而不批評人。被批評者必須樂於接受以糾正，不應因為被批評而感到氣餒或怨恨”。胡志明主席一直叮囑“保持黨內團結一致”，“同志相親相愛”以培育、晉升為革命者的特徵。
跟隨胡伯伯多年的秘書武奇先生告知，在寫第一份《遺囑》時，胡伯伯有時候拿起筆來但又放下。從5月12日至14日，胡伯伯與黨中央政治局開會。在這期間，胡伯伯在團結部分加入中重要的一句：“黨內實行廣泛、經常性民主以及認真自我批評，而批評是鞏固和發展黨的團結一致的最好方法”。至1966年，胡伯伯再補充寫道：“要有相親相愛同志情”。
並非偶然在該次修改《遺囑》中，胡伯伯只加入這一句。若回到創作《糾正工作作風》的時期，與當時在戰區的形勢對照，尤其是仔細閱讀司法部部長武廷槐的《回憶錄》時，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不團結情況已經發生，而且有些地方已變得沉重。個別情況，有些部門分成兩個機關，一半在山的這一邊，一半在另一邊。曾經發生若干革命功績高的同志看輕在1945年後追隨革命的知識份子和官員的情況。
從關鍵點開始
當然，胡伯伯要經過深思熟慮才在《遺囑》中加入這一句。武奇先生表示：“當知道在一年後，胡伯伯只再叮囑我們這一句時，從黨中央到黨支部的黨員、幹部必定非常激動”。
胡伯伯離開50年後，這些囑咐依然猶在耳邊。但如今卻有不少黨組織嚴重失去團結，有不少幹部、黨員近乎遠離了理想，已畏縮到幾乎不敢對某小組織、對若干個人造成的不足和局限作聲。同樣，有的黨支部會議變成了互相討好、稱讚、拍馬屁的機會，而根本沒有指出或批評組織、同志的缺點。許多幹部、黨員將黨生活與日常關係混淆。只要有人在黨支部會議上批評某人，即使是出於好意，仍然被人討厭，有時怨恨好幾年。
如今，很多支部的活動相當無聊。黨員通常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心態出席會議。而有人在發現自己的同志犯錯時竟顯得感興趣。個別情況，有人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錯但不勸阻，而是“記住、記錄”，以期在進行競賽評審或幹部流程時就毫不留情地以此來批評對方。
是什麼使到曾經在昔日同甘共苦的同志變得如此陌生？是什麼使到曾經準備代替犧牲的同志，如今卻如仁至義盡般惡意相對？難道在革命時期，利益不多，沒有受到支配，所以大家都是有情有義。而現在被物質利益狠狠地支配和控制著，導致愛情與同志情減退？這樣說未必正確，因為在成為黨員，成為幹部之前，我們都是人。而人就要具備且必須遵守社群和社會的共同道德標準。
越南是一個東方民族。要是缺乏“相親相愛同志情”，即使黨的規定再如何嚴格也不能做到黨內團結一致和民主。因此，規定是需要，但每位幹部、黨員仍需要互愛互助。僅在同志情以純粹的動機進行時，自我批評和批評才具有意義和取得效益。學習與傚法胡伯伯，就從這裡、從這個關鍵點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