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正在對人類和地球造成一次又一次的衝擊，即便全世界開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今後這種衝擊也只會愈演愈烈。然而，全球在適應的規劃、融資和實施方面的付出無法跟上日益增長的風險。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2030年，發展中國家的適應需求將飆升至每年3400億美元之多。然而，目前對適應的支持還不到這個數額的十份之一，“但代價卻是由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區承受，這是不可接受的”。他說：“我們必須以一種能夠反映人類大家庭所有成員平等價值的嚴肅態度來對待適應。是時候進行一次全球氣候適應的‘徹底修整’了，拋開藉口，拿起工具箱來解決問題。”
非洲之角多年乾旱，南亞出現前所未有的洪澇災害，北半球夏季酷熱，這都表明氣候風險正在增加。現在的溫度僅僅比工業化前升高了1.1°C，就出現了這麼多的影響。根據環境署的《排放差距報告》指出，按照目前《巴黎協定》框架下的國家自主貢獻情況來看，本世紀末全球變暖將達到2.4-2.6°C。然而，目前的政策將會導致氣溫上升2.8°C。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研究表明，氣溫每升高0.1度，氣候風險就會加劇。報告發現，這些趨勢意味著，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必須將適應與減緩共同作為重中之重。既然宏大的適應投資也無法完全防止氣候影響，那麼，損失損害的問題就必須得到處理。
報告發現，百份之八十以上的國家都至少擁有一項國家級適應規劃方案，而且這些方案正在得到優化，覆蓋範圍也在擴大。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197個締約國裏，有三份之一已經納入了有時限的量化適應目標。與此同時，報告分析的近90%的規劃方案都體現了對於性別和弱勢群體的考慮。
然而，將這些計劃轉化為行動的融資並未跟進。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適應資金比預估需求量低了5-10倍，並且差距還在繼續擴大。據捐助國報告，2020年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適應資金達到290億美元，較2019年同比增長4%。
2020年的適應與減緩資金流的總和比起向發展中國家承諾的1000億美元，至少還差了170億美元。如果要按照《格拉斯哥氣候協議》的要求實現2025年內資金流較2019年翻一番的話，就需要大幅加速。到2030年，預估每年的適應行動需要1600-3400億美元，到2050年則為3150-5650億美元。
報告指出，集中在農業、水、生態系統和交叉領域的適應行動實施在增多，但仍然跟不上氣候影響。如果適應行動的支持方面不發生巨大轉變，適應行動就可能會被加速發生的氣候風險蓋過。
報告指出，如果減緩不充分，就會需要更多的適應，並且會發生更多的損失損害。因而，減緩和適應具有內在聯繫。在規劃、融資和實施階段的一開始就同時考慮到適應與減緩，不僅可以增強產生協同效益的機會，還可以限制潛在的取捨，例如推行水電可能降低糧食安全，採用灌溉又會增加能耗之類的權衡。一些氣候解決方案有效地降低了氣候風險並有助於減緩，尤其是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例如：種植和保護紅樹林、恢復鹽沼、保護泥炭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