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他，是因为他支持我一起投身革命”
在战火硝烟中，总有爱情悄然绽放，它们以理想为养分，以胜利的誓言为坚守。阮氏丽与黄文忘（二忘）烈士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特殊而动人的故事。
两人均出生于隆安省（现属于西宁省环古乡）具有革命传统的家庭。到了1966至1967年间，随着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阮氏丽承担起为正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干部和战士运送物资的任务。就在一次次挑水、送米、传递书信、筹集药品和粮食的过程中，她结识了二忘。
“他比我小两岁，皮肤白净，身材瘦削，人非常和蔼。后来见了几次面，看他身上的衣服破了，我心里怜惜，就帮他补了两件衣服。大概他也注意到我了，于是向我表白，并提亲。起初我也很犹豫，但最终我爱上了他，因为他对待革命满腔热血，还支持我一起投身其中。我想，如果嫁给别人，万一人家不让我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该怎么办呢？”阮氏丽回忆道。
一生的承诺
1967年底，黄文忘同志的单位准备参加一场大战役。出发前，他想方设法一定要见她一面。“我已经跟母亲说了，打赢这一仗，国家统一了，我就回来娶你。”阮氏丽陈述着当年二忘同志那句斩钉截铁的话。
随后，他的单位便奔赴战场。初期，他给她寄了许多手写信。信中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二忘同志总是鼓励她要对选择的理想、选择的爱情保持坚定。“有一次他给我寄了一封很短的信。只有寥寥几句问候和两句诗：‘信回莫让信走失，信去莫迷哥在等’。仅仅如此，我便深知，这辈子无论生死，我心里都只容得下这一个人。”
后来，二忘同志随单位参加了1968戊申年春节总进攻与崛起战役，在Y字桥区域战斗。在那场惨烈的战斗结束后，家庭收到了他牺牲的消息。阮氏丽告知：“我听说二忘牺牲了。但在我心里，我断定他还活着，我绝不认为他已经走了。”
放下儿女私情，她继续坚守岗位，完成革命交付的各项任务。但每逢空闲，她都会回去探望爱人的母亲和弟弟们。后来，阿丽主动向二忘同志的母亲（黎氏娇大娘）提出要当她家儿媳。二忘同志的母亲有些犹豫，生怕耽误了这个年轻姑娘的一生，但看到她目光中的坚毅，最终点头答应。大娘还珍重地将一对玉耳环和一枚金戒指传给了大儿媳，当作结婚礼物。直至今日，阮氏丽仍将它们时刻带在身边。
自那时起，尽管从未举行过婚礼，从未穿过一次婚纱，但阮氏丽已然将自己视为二忘同志的妻子、黄家的儿媳。国家统一后，虽然没有同住，阮氏丽依然经常登门照顾黄文忘同志的父母，尽到为人儿媳的孝道。每当爱人的爷爷和母亲身体抱恙时，她总是守护在侧。当两位老人离世时，她也披麻戴孝，送他们最后一程。
期间也有人倾慕她、向她提亲，但她都断然拒绝：“我是二丽，既然已经是二忘的妻子，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了。”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没有人强迫她去等待。这纯粹是一个女子的自主选择，在她眼中，当年的那句承诺，比一纸婚书更具重量。
黄文忘烈士的胞弟黄文渥表示，几十年来，家里每个人都将二丽姐视为长房长媳。“家里不管有什么事，大姐都会到场。而大姐家那边要是遇到什么事，我们也会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分担。当听说挖掘出了一具与大哥特征高度吻合的遗骸，我们第一个打电话通知的就是大姐。”
为缓解孤独，阮氏丽在胞兄的女儿阮清翠（生于1981年）4岁时便将其收为养女。阮清翠告知：“妈妈不常提关于二忘同志的事，但偶尔会呆呆地望着院子，仿佛在期盼着什么。而自从听说挖掘出黄文忘烈士遗骸的消息后，妈妈不停地让我打开那些照片，然后一个人默默地看着，流下眼泪。”
经过逾58年的漫长等待，与二忘同志重逢的希望对阮氏丽而言已经触手可及。“如果真的是他，那我便心满意足了。”阮氏丽大娘说道。然而，或许最让她感到幸福并非是去圆满那段未竟的婚约，而是当年的那位年轻战士终于能够返回家乡、回到家人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