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片工作，尤其是製作紀錄片，連男性也覺得辛苦，何況是女性。然而，出身於外交世家的 “千金小姐”意玲（祖父是原外交部部長，父母都是外交幹部）起初不是選擇從事製片工作，而是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下才接觸這個職業，然後工作至今。
要是曾經了解這位90後女子學生時期的“不良”背景，將對她轉型從藝的決定不足為奇。她父母的教育原則是尊重孩子，鼓勵孩子獨立思考和表達自己的個人觀點。因此，上學期間，她曾經被視為“特殊”學生且受了不少打擊，甚至要轉校。然而，也許因為這些年少時的傷害已有助她製作出有關兒童的精彩片段。由潘意玲和其團隊製作以兒童為題材的３部影片分別是《姐姐》、《兄弟》以及《阿卿》已獲得觀眾喜愛，並榮獲多個國際獎項。
記者（★）：在我國，通常人們只關注導演的角色而不是製片人。但你是例外的。為什麼您獲邀請擔任第三十九屆全國電視節最年輕的評委成員？
製片人潘意玲（●）：我也不知道其中原因。也許他們對我的製片人角色感到意外，覺得我太年輕，而且希望帶來新鮮感和一股新風。我國的製片人角色正日益受到關注。如果想成立一個專業的團隊，必須把工作分成小任務，然後讓每個人負責，而不是一人大包大攬的。我們的製作團隊之所以獲得多個重要獎項且所製作的作品獲多個國際頻道購買，是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專業的團隊，每個人都負責部分工作，而且都做得很好。製片人必須是主要負責人，是一個專業團隊在製片過程中全面負責的人－－這也是世界標準模式。
（★）在偶爾的情況下成為紀錄片製作人，但卻做得很成功。請問您有哪些秘訣？
（●）沒有什麼秘訣。我只是一名製片人而不是導演。身為製片人，我的工作是建立項目，提出作品的定向，選擇與自己工作的團隊，尋找作品的發展方向。其中，包括尋找經費，向各國際頻道推介和出售自己的產品或參加符合的電影節、電視節目。這些工作都符合於我以前在印度進修的社會心理學專業和在意大利就讀的藝術文化組織和創新專業。值得一提的是，在製片過程中，我有幸獲得許多良師傳授經驗。我的第一位老師是新聞工作者鄧泰文他同意聘用我，讓我加入製作紀錄片團隊，雖然當時我什麼也不懂。
他教我製作紀錄片時必須自問：“觀眾看了你的作品是否對人物產生同情感，且愛上了片中的人物。如果他們愛上就是成功了”。我的丈夫導演日維是我的第二位老師，他教我如何通過畫面傳達自己想說的故事，與我分享生活中的細節。那是如何觀察，感受以及與我的理想、事業發展同行。剛加入他的工作團隊時，他給我一個很長的必看經典影視劇名單，讓我看了寫觀後感。日維原是1990-2000年階段河內著名的Fansland電影院老闆的兒子。因為要幫助父親將影片倒帶和保管好，所以從小他已反覆看過不少世界經典作品。因此，他對電影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是一個對畫面和音樂有些敏感的。在這樣一位資深導演的幫助下，加上與其他精英配合工作，我有機會學習和獲得許多幫助。
我們製片團隊由8人組成。我和自己的團隊多年來工作配合非常好，大家十分默契。成立了一個專業的團隊不容易，但維持這個團隊更難。然而，我們已經合作10年了。我的觀點是，必須確保自己團隊成員的收入，同時讓其感到自己的工作有價值、有意義。完成一個作品後自己覺得開心遠遠是不夠的。要給單位，片中的人物帶來價值，更長遠的是給國家帶來利益。對於年輕人來說，錢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活得有用，而且絕不後悔。
（★）因此您也把這種生活觀點帶入自己的作品中？
（●）在《姐姐》紀錄片中，觀眾可以看到山區孩子們幸福地生活在家人身邊。雖然他們要幫助父母看管弟妹或者做飯、做家務，但他們的童年過得十分美好。這遠遠不同於媒體報道是：山區兒童非常委屈，生活十分困苦。我們跟他們家庭一起生活整整一個月，觀察孩子從早晨到睡覺的。因此，目睹了許多生活中的平常時刻，如：掉進路邊的小坑，淋雨玩耍等。我們發現孩子們活得十分幸福◆
